彼得的一句“金银我都没有”一度被教会视之为传道人应该安贫乐道的有力依据。笔者出生在北方，我们的教会有句谑语：“远看像乞丐，近看像农民，走到跟前一看才发现是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我的父亲曾是第一代下海经商的商人，后来成了一位开荒布道的传道人。90年代末，他曾经为家里攒有现金和全部存款800元而让我们一家认罪悔改。因为他认为这些钱应该用于拯救灵魂，而不该是“贪爱世界”。在他离世的时候，他是在自己传道的旅途中，离家大概4个多小时的车程。身上所有的财物不足60元人民币。一个行李袋缝过又缝，补过又补。一套中山装，自我记事以来，直到他离开世界，都没有改换掉过……

 

　　这无疑是老一代中国传道人光辉的榜样，但由此让我们得出“越穷越属灵”的观念，确实不可接受的。今天，很多教会以彼得的“金银我都没有”，以利未人没有自己的产业为由，认为传道人就该贫穷。这其实并非圣经的观点。

 

　　当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不代表：

 

　　他没有，不代表他的同伴也没有。

 

　　他没有，不代表他不该有；

 

　　他没有，不代表教会也该没有；

 

　　他没有，不代表现在兜里没有，家里也没有；

 

　　他没有，不代表现在没有，将来没有，或者将来也不可以有；

 

　　对一个行走在去圣诞祈祷的途中的，教会初建时期的传道人而言，他的口袋里当时没有“金银”（代表钱财），并非异常。当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也不代表他就是一贫如洗的修士，更不代表这是教义教规和一个教会该有的常态，抑或牧者该有的清贫榜样。而是要让一个长期只懂得索要钱财，正如今天很多教会门口可见的乞丐一样，早已忘记了我们真正需要的，或者放弃了他们曾经梦想的人而言，他们真正需要的启示并非金银——这一点彼得很清楚，他们需要健康，需要信仰，需要重拾做人的尊严和人生的梦想。因此，彼得给了他们最需要的，而不是次需要的金银。这反映了教会是在满足一个人真正的需要。

 

　　当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这不是教义，也不是对教会的要求，一定要传道人必须贫穷。相反，圣经倒是教导：提前5:17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这是圣经制定的基本查考标准，不仅应该有，而且应该是“加倍的敬奉；和更当如此”。

 

　　对一个传道人而言，如果他自己不愿安贫乐道，自己依旧希望藉着传道事业成就财主般的生活，也就还没有一个传道人必备的素质要求。传道人应该能以传道养生，但如果他是为了养生而去做个传道人，那就恰恰说明他还不适合做传道人。但另一方面，作为教会，就不应该定规传道人就应该，或者必须是一个穷乏人。没有良好的传道人培养和养育机制，就不可能有持续健康发展的教会。

 

　　实际上，因为传道人待遇和培育机制的问题，已经在影响着我们教会的健康发展了。随着教会管理的系统和专业化，也随着教会的世俗化，教会圣职的传承已经逐渐有过去使徒和教父时代的师承关系：门徒训练式的模式，转而变成了一种商品式的，科班制的模式。教会把自己培训传道人的责任，传道人把培养接棒人的责任统统推给了神学院。正如家长把子女的教育推给了学校一样。神学院最初的出现原本是为了给已经由教会牧者预备的门徒做全职传道人前的系统教育。但渐渐地，教会开始疏远了对接班人自己的培养，转而以商品批发的形式，把传道人的培养问题推卸给了神学院。而神学院似乎也并未尽到这个义务。很多神学院的师资基本都是神学院出身的没有牧会，甚至根本不参加教会活动神学生做教师去教导神学生。而神学生也往往理所当然地把神学学习当作陌生，追求福音养生的一种手段。你可以想象这种结果，正是当代神学生与教会的关系模式。笔者绝非否定神学院的作用，而是教会选拔的培养对象应该是已经在职场和教会侍奉中出类拔萃的尖端人才，已经是教会诸如摩西对约书亚，以利亚之于以利沙，保罗之于提摩太路加等的师承关系的人才，做进一步的装备和提升。

 

　　现代传道人的科班制度，是世俗主义侵蚀的结果，是受近现代世俗教育制度导致的结果。正常的教会牧者的培育应该是师承制，老一代训练出门徒，比如摩西带领了约书亚，以利亚训练了以利沙，保罗训练了一个接班的团队。这些成功的教会领袖从其牧会开始，就已经在培养他现在的同工，成为他将来的接班人。如此，教会传道人的传承就变得顺畅而理所当然，新一代也能继承教会的目标异象和教会文化，让教会的牧养和管理代代顺利相传，否则就会出现诸如士师记那种的各自为政的局面。

 

　　可悲的是，现在世界上很多多年积累建立的巨型教会，在老一代传道人行将离去之际，方才发现后继无人，甚至根本无法找到合适的接班人。有些教会甚至全世界打广告，招聘主任牧师一职，待遇客观，薪资客观，条件客观。但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最终的结果是巨人的倒下。

 

　　有人研究韩国巨型教会相继没落的原因，答案迥异，各抒己见。但不同观点背后都无法否认一个既定的事实，即，韩国教会的传道人，特别是主任牧师，基本都是通过科班制度招聘的领袖，而非本土培养的本教会成长的人才。这有利有弊，但弊大于利。往往主任牧师也不停更换，造成教会的离心力。试想，如果我们恢复使徒传统，师承门徒培训，自然过渡培养出新一代的教会领袖，类似问题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可惜的是，这些在西方国家和韩国已经出现，或者正在发生的悲剧，居然被中国教会所效仿着。我们把教会传道人的培养外包给神学院，其实是教会自身的不负责任。我们以为我们出钱，他们干活，就可以代替教会的责任了。正如子女的养育不能外包给学校，或者代理人，妻子的关爱不能委托给经理人，教会传道人的培养只有教会自己亲力亲为，方可以培养出有教会文化和信仰基因的，高素质的传道人。

 

　　我们不难发现，这个传道人培养的危机已经在危机中国教会的健康发展了。我们过去总是把教会青黄不接的问题推卸给文g e，现在我们该知道，这不主要是文g e的问题，而是教会自身人才培养机制的弊端。因为我们对科班传道人不满意，因而我们降低了给传道人的关爱和待遇，也因而很难提拔出更高素质的教会人才做传道人，进而带来教会牧养管理的不利，造成教会社会地位的地下和品味的粗俗。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看到，将来脱颖而出的优质的教会，往往不是在这种传统的教会体系中，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教会。将来最优质的教会，最符合圣经使徒统绪和社会发展需要，以及行之有效的牧养管理的教会，很可能出现在第三方的非体制内，也非体制外的家庭教会中，而是新兴的类似城市教会的教会。他们可以与官方保持有弹性，有正常交往的关系，他们因为良好的素养而能得到当地社区的好评，也因为良好的管理、牧养与素养而能赢得高端人士的加入。同时他们还会有分寸地与体制外教会（jt）保持事工的联合。灵巧像蛇，驯良象鸽子。而他们的领袖往往就是在职场和教会有着卓越实践性成就的，蒙神呼召的新兴传道人。他们是在教会受训，社会受教，神学院进修类的传道人——因为不是做神学学术研究，他们可以在牧会和职场中学习反思，也让他们在反思与学习中，把枯燥的神学能融入现实的处境与牧养之中，也许这才是一个突破与适应。

 

　　回到本文开头的主题，谈及传道人与“金银”的关系问题。笔者曾在某个会议上阐述过我的观点，有位领导说，“那这样神学院不就能招收到很多，也是很高端的神学生了吗？”我没有听明白他的意思，但笔者希望的就是这样的效果——精而不泛。每一个教会训练的传道人都是可以独当一面，在社会有实践，在教会有卓越的侍奉表现的义工领袖。而正如使徒教会一样：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有被认可的生活和工作时间，有清楚的信仰和蒙召经历，已经能力卓越，思想开阔，心胸豁达，能以接受新事物，也能有担当，有使命，有责任感和有品格的新一代传道人。如此，教会才有希望，如此，我们才能不断突破更新，如此，所谓“金银我都没有”的事，就不必要发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