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汉语处境的观点
对怀特的回应─历史根源与实存根源以田立克对当代文化之关怀,若不是他在怀特的文章发表前两年去世,相信田立克很可能已对怀特的学说作出回应。我们现在或许只可以尝试由一个比较间接的方法入手,去了解田立克可能会怎样回应怀特的分析。作为一个文化神学家,田立克曾回应过一些对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的疏离和非位格化的现象的、或是心理学的或是社会学的分析。由他对这些分析的回应,或者我们可以揣测,田立克将会怎样回应怀特的学说,或可说一个对怀特的田立克式的回应将会是怎样。田立克视生态危机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众多问题之一。田立克指出,那些对个体的孤寂或被埋没于集体之中的现象所作的社会学或心理学的描述,其实都是指向一特定的历史处境。这些描述或分析会给人一个印象,这就是这些现象都是受到历史性的或社会性的条件所决定或限制,当这些条件改变时,那些所谓人的疏离或异化的问题,就会消失或改变。59田立克曾这样评论这些对人在工业社会中的困境的心理或社会的分析:这些分析,就他们所论及的范围都是真确的,但在我们的历史时期内,他们若将人的困境的恶全归咎于工业社会的结构时,这些分析就是错误的。这样的推演蕴涵着一种信念,相信社会结构的转变会改变人的实存的困境。凡乌托邦主义都有这种性格,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分清楚人的实存境况(existentialsituation)及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呈现。60田立克的基本观点是:异化是人的存在结构的一个特性,是普遍地存在的,虽然它的具体显露方式受到历史条件所约制。61人的实存处境的某些特殊元素会在某些特别的历史环境中更清楚地显示出来,但特殊的环境只是彰显而不是创造这些实存境况的特殊元素。举例说,物化(objectivization)和非位格化的危险在西方工业化社会特别明显,但其实这些情况在其他社会中也同样存在。那种个体化和参与(participation)的分割是人的异化或疏离的普遍特徵。62怀特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关心的是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他的分析主要是历史性的,并且是集中在现近西方社会所出现的生态危机,尝试指出其在历史文化传统中的思想根源。怀特在比较近期的著作中进一步澄清说,他所要说明的是,拉丁式的基督教提供了一套有利于科技突飞猛进的前题。63而田立克作为一个神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他对生态危机的分析进入到人类的存在架构的层面。田立克也许会同意怀特所提出的温和立场,认为拉丁式的基督教提供了一套有利于科技突飞猛进的前题。但田立克更会强调,生态危机并不是西方思想传统所独有或制造出来的问题;在众多历史根源以外,生态危机更有其在人的实存结构中的普遍的根源。如果基督教真的希望对环境有所裨益,神学就要面对不单是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更是要正视危机的实存性的根源。我们可以看到,田立克对生态危机的分析,强调了生态危机的实存向度,是鞭辟入并且甚有洞见。根据田氏所言,生态危机的终极根源,不是因为西方的文化、或是任何西方的哲学的概念或圣经的教义。剥削大自然的倾向是深藏于人性内;若要全面地了解和有效地解决生态危机,此实存的向度是不可或缺的。对于生态危机有其实存或人性论之根源之论断,受到很多学者的观点所支持。今天,生态危机的问题已不再是西方社会所独有。在深受东方宗教影响的国家的生态危机,最明显的是中国和日本,比较在西方国家的,是有过之无不及。不错,相对来说,西方思想传统中是以人对自然的操纵为主,而中国的道家甚至佛家都强调人要与自然协调;但不能否认的是,一般中国人却又是长期地对自然环境进行巨大的改变。64这些情况所表明的是,人对环境的理念与人的实际行为之间有着重大的差距,二者的关系是非常松散的或甚至毫无关连;并非如怀特的理论所假设的,以为人对环境的理念决定或直接影响人的实际行为。65有关对环境的理念对实际行为的影响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很难在这处理。这只需指出,人们并非经常按照自己的道德的标准和规范来生活;这种在对环境的理念和实际行为上的差异,见证了人性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一九七二年,罗马俱乐部(ClubofRome)发表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LimitstoGrowth)的报告,66此报告曾引起很广泛的讨论。俱乐部的佩切依(A.Peccei)和金(A.
King)指出,虽然很多极限都是真实的,但这些极限可能是永远达不到的,因为在达到这些极限之前会有很多的阻碍,例如经济、社会、文化和政zh i上,最后还有那住在人性内的限制。67正如拿殊(J.A.Nash)所说:「那近乎普世的生态问题指出,危机的根源不是在神学的信念,而是人类本身的性格。68罗素(C.A.Russell)更提出说,人类的无知、贪婪、侵略和傲慢等,比起科学和技术更加对地球有害。」69对田立克来说,生态危机所带出的问题,不单是其成因与解决方法的问题,更是一个存在意义的问题。早在生态危机还未成为神学界的热门话题前,田立克已留意到有识之士对生态危机或自然环境的关注,可能会对基督教神学构成新的挑战。70基督教神学要面对的问题是:对于人在世界中的困局,基督教有何讯息呢?田立克看到,面对如此严重之生态危机,一个无可避免的问题是:倘若大地全毁于一旦,大地的存在与历史又有甚么意义呢?所以,问题不单在大地是否继续存在下去,更牵涉到大地存在的意义。正因如此,田立克建议,基督教神学就必需指向那为人与世界的根源和目标的永恒,才能回答在生态危机中的实存的问题。71田立克相信,只有永恒才能使我们可以肯定,纵使历史在明天完结,大地和其上的人的存在也不是徒然。72我们可以看到田立克的生态神学的进路,是与现时流行的进路甚为不同;田立克所企图采用的正是他所倡导的关联法。若将此方法运用在生态危机的处境,就是要对生态危机作出分析,指出在危机中所蕴涵的实存的问题,并尝试提出基督教的讯息如何回答此实存的问题。依此言之,在生态危机的处境中,神学的最重要的任务,不是消极地为拉丁式的基督教辩护,而是积极地尝试为生态危机中的实存问题提供答案。如此,生态神学不单可以作律法的形式出现,提供生态伦理的神学基础;更可以福音的形式出现,提出实存的问题如何能在基督内得到解答;这正是田立克所指向的方向。我们可以说,田立克的神学,特别是关乎生态危机的实存向度的重视,可以为生态神学提供一个新的发展路向。田立克的进路,正确地把人的罪性放在讨论的核心,并将人的罪性的传统教义放在新的脉络来诠释。此外,田立克神学更特别提出,神学应为人在生态危机所体会到的存在的意义问题提供答案。这种生态神学中的实存主义式的进路的一个必然推论,就是要重新确立基督论作为讨论的中心。因为基督教对潜在于生态危机的实存问题所提出的答案,必然地是着重耶稣基督此实有,而此实有是不应被限制或化约为某种创造论。一个忠于基督教的信息而又与对生态的关怀有意义的神学,必定要把基督论放在讨论的中心。